第57章 仓皇出逃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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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另一方面,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。
  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,是“苦”多于“乐”。
  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,按新法,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,而懒惰失误,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。
  “勤劳”是有尺度的,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,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,而稍不检点,惩罚就立即降临。
  所以,筋疲力尽后而受赏,并无感谢的心情;
  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,结果必然是“亲之者寡,怨之者众”,在位越久,积怨越深。
  除了赵良、景监几个人,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。
  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“新法”的内在缺陷:
  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,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,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。
  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:
  “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
  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“平均分配”,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。
  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,由怨生恨。
  一切动物,无论是否有理性,都存在一种“惰性”。
  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,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“静止”。
  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“死点”。
  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“生存竞争”来解决。
  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“重赏”和“严惩”这两根大棒。
  可惜,“公平公正”只是相对的。
  “重赏”仍倾向于上层,“严刑”则多施于平民。
  所以,不仅他的政敌,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。
  “以法治国”可以富国强兵,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,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。
  赵良看到了这一点,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。
  但商鞅意识到了,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。
  公子虔等老政客,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,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。
  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“反鞅运动”。
  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,但仇敌太多。
  新君继位后,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,不是可靠的后台。
  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,便隐瞒了自己的“内线”身份,向新君效忠。
  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,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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